发表于 2005-9-14 17:231#
楼主我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就其「用武行侠」的内容性质而言,早在唐人传奇领一代文学风骚之际,即已大量涌现这类「作意好奇」的古典文言豪侠篇章,在文人学士中褒贬不一。而後历经宋、元民间流传的「说公案」话本小说以通俗化的俚语著书,扩其波澜;再由明、清始兴的章回体侠义小说发扬蹈厉,普及社会大众,乃□□然成为我国通俗文学的主脉之一,广受各阶层读者喜爱。
特别是进入民国後,武侠小说名家辈出,大放异彩!他们针对当时动汤不安的政局以及社会人心苦闷、渴望能看到侠客「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的迫切需求,遂纷纷挥舞生花妙笔,驰骋想像;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图」。他们或表彰侠烈至性,或刻划家恨国仇,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其间更穿插以虚实相生的武功、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折离奇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义行....总之,腕底风云,各具特色;其事虽非现实社会中所必有,亦可供人驰情入幻,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从而将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迨及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国府迁台,海峡两岸当局却不约而同地禁绝一切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初期秉持「反攻复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武侠小说创作一度中辍,但不久又全面复苏,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创作热潮;呈现出百花齐放,更为繁荣昌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1960——1970),约有近三百名作者「以此为生」,其市场供需量弥足惊人。惟自1980年以後,名家次第封笔,或相继物故;而社会客观环境又产生极大的变化,难以培养,造就新一代的武侠作家。再加上坊间不肖书商大量出版冒名伪作,企图鱼目混珠,乃使武侠小说这一「时代的宠儿」日趋没落,殊可令人惋惜。
本文拟就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小说之兴衰,作一个全面性的回顾与检讨。以下兹依其小说类目之形成、文学上之传承、各流派之特色及其发展概况,分别析论於次。
一、「武侠」小说类目之形成与「旧派」之先驱
(1915—1949)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藉武勇以主持正义的侠客而言。其行为准则大抵如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但有趣的是,「武侠」一词之出现及其形成中国通俗小说一大类目,却为时甚晚。自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於《五蠹篇》首揭「侠以武犯禁」之说以迄满清中叶,前後两千年之中国,尽管各种典藉著述汗牛充栋,侠影幢幢,却罕见「武侠」一词。由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史料来看,「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名词,殆为日人所衍创,而辗转由清末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日本何时使用「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後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东瀛,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1900年)、《武侠之日本》(1902年)、《东瀛武侠团》(1907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1912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指出:「《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馀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华人所办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二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觞。越一年,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深受押川春浪小说启发,殆无可置疑。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凡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时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技击」、「武事」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1915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作品《傅眉史》,一次刊完。
此後,以「武侠」为书名者即屡见不鲜,如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武侠丛谈》(1916年)、姜侠魂编撰《武侠大观》(1918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1918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1919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1921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1922年)等等,不一而足。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甚嚣尘上。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乃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1920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等钜著,虽均未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其「用武行侠」旨趣之明确,而视为武侠杰作。嗣後,晚出的同类作品封面及扉页,或迳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大多数;於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的小说类目,巍然屹立於通俗文学之林,与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鼎足而三,且有一枝独秀之势。
诚然,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近百年来民间最有势力与魅力的大众读物,是跟它自身特异而富变化的文学内涵、社会消闲性需求及三代名手翻空出奇的卓绝表现分不开的。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三侠五义》问世後,被经学大师俞樾叹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发表《江湖奇侠传》,是为一变;此时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飞剑、法术一齐出笼,更首开武侠门户之争。继而1930年代「北派五大家」先後崛起於华北文坛,分别以元气淋漓的系列代表作,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各具特色:
(一)「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以《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为创作核心,衍生出数十部揉合神话、志怪、剑仙、武侠的奇幻作品;熔儒、释、道三家思想精义为一炉,而予以高度哲理化,艺术化之发挥。其玄思妙想,包罗万象,洵开中国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对後世武侠作家影响之大,迄今无人能及。
(二)「社会反讽派」——白羽(本名宫竹心),以《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血涤寒光剑》三部曲鸣世。文笔隽永,亦庄亦谐,写尽人情冷暖,反讽社会现实,具有批判精神;并开创「武打综艺」新风,首张「武林」之目,为一代武侠正宗。
(三)「帮会技击派」——郑证因(本名郑汝霈),以《鹰爪王》系列作品成名。文笔雄浑,谙晓江湖门道,帮会组织戒律及长短兵器、技击功法;凡此均有「七实三虚」的细腻描述,从而丰富、发展了武侠小说的题材内容。
(四)「悲剧侠情派」——王度庐(本名王葆祥),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曲取胜。其写情缠绵悱恻,回肠汤气;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文笔婉约细致,能掌握住江湖儿女内心的挣扎、人性的冲突以及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谱成「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极尽凄婉之神。从此「剑胆情心,侠骨柔情」乃逐渐取得武侠小说的灵魂地位,主导整个武侠创作发展趋向,并成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环。
(五)「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本名朱桢元),以《七杀碑》、《虎啸龙吟》、《蛮窟风云》、《罗刹夫人》等奇情作品驰名。其小说布局诡异,以推理见长;善於附会史事及描写边疆异俗。文笔佳妙而饶奇气,惟过於滥情。其所创「一床数好」及「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恋爱模式,导致1950年代以降台、港武侠作家群起效尤,历久不衰。
上述「北派五大家」小说所呈现出的不同流派风格,堪称是鱼龙曼衍,各极其致,是为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之二变。惟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後,却将所谓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一概打入「封建毒草」之列,禁止创作与出版。然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北派五大家」的残馀影响力却在台湾造就了无数的私淑弟子;他们以前辈名著为师法对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而产生了划时代的「第三变」——即大量推出兼具「北派五大家」之长却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的中国传奇式「成人童话」故事。在那浪漫而虚幻的武侠世界中,他们逐渐由传统向「西化」挺进;终於迷失了武侠,也迷失了自己!
二、台湾武侠小说勃兴及其发展概况
(1952—1980)
1950年代初期,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发展是相当曲折的。先是国府以《戒严法》的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其实目标仍针对所谓「附匪文人」的作品——旧派武侠小说自难逃此劫;继则於1959年底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所出版在台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其所造成的後遗症大约有三:
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六十年代以降有志於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
二、基於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乾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於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老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笈)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剧作主题。
三、由於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令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古龙(本名熊耀华),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後,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於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
但尽管如此,台湾早期武侠名家辈出,作品产生甚富,则为一项既存的事实。对於这一「社会现象」,值得分析研究。
据了解,台湾武侠创作的开拓人、先行者是郎红浣(本名郎铁青);从1952年起,他在大华晚报陆续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写三代英雄儿女悲欢离合故事,颇得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小说之神髓;而其开场笔法之新,实非两年後在香港标榜「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所能想像。但在1955年以前,台湾武侠作家仅有郎氏一人独撑大局,坊间仍多「旧派」武侠小说流传(属非法租售);此後,卧龙生(本名牛鹤亭)的《风尘侠隐》、《惊虹一剑震江湖》,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别署吴楼居士)的《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伴霞楼主(本名童昌哲)的《万里飞虹》、《八荒英雄传》及诸葛青云的《紫电青霜》等名著,风起云涌,分别「享誉武林」,而带动了1960年代以後的武侠创作大势。
总括来说,从1960年至1970年为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作者多达三百多人。以小说内容特色而言,大致可分为四派(间有出入):
(一)「超技击侠情派」——融合过去「北派五大家」心法,一炉共冶,转形易胎而作,特强调奇功秘艺与玄妙招式。代表者除上举四名家外,另有独抱楼主、上官鼎、慕容美、孙玉□、蛊上九、东方英、云中岳、萧逸、萧瑟、高庸、易容、唐煌、武林樵子、司马紫烟、宇文瑶玑、剑虹、忆文、范瑶、晓风、曹若冰、秋梦痕、玉翎燕等,极一时之盛。
(二)「奇幻仙侠派」——以模仿还珠楼主之飞仙剑侠为主,代表者有海上击筑生、醉仙楼主、天风楼主、东方骊珠、东方玉、南湘野叟、墨馀生、丁剑霞、向梦葵、徐梦还等。
(三)「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杀,代表者有陈青云、田歌等。台湾武侠小说之「滥恶」者流,概属此类。
(四)「新派」——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代表者有陆鱼、古龙、古如风、秦红等。惟自1960年代中期古龙脱颖而出,旋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书掀起「新派」武侠狂涛巨浪以後,前述三派即逐渐向「新派」靠拢;多数名家迫於市场压力,乃纷纷改弦易辙,以致文风丕变!
此外,以模仿郑证因而以「江湖味」取胜者有柳残阳,以模仿郎红浣而以「京味」见长者有独孤红,亦为此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武侠作家。至於成铁吾的历史武侠小说(如《年羹尧新传》)及龙井天的纯技击武侠小说(如《九州异人传》),则如昙花一现,不知所终。
质言之,「超技击侠情派」作品在台湾早期之所以会一枝独秀,主要是由於三个因素:
其一,社会需求。国府迁台後,人心苦闷;惟限於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别无其他大众化娱乐可供消遣,人们乃普遍以租看武侠小说作为精神寄托。但因「旧派」各大家均以「陷匪」,□读其书日益困难,社会大众逐转而渴望看到新作家的新作品以资替代」——若能兼具「旧派」各家之长,当可满足不同品味的读者需求。於是「超技击侠情派」小说乃在此一社会背景下诞生,云蒸霞蔚,大放异彩!
其二,创作取向。早期台湾知名武侠作家绝大多数均为大陆来台人士;彼等自幼即接触「北派五大家」小说,薰染既久,乃思自行创作。惟因前辈名家风格迥异,互有长短;亦步亦趋,势所不能。故只有博采还珠楼主之奇妙素材、白羽之武打综艺、郑证因之帮会技击、王度庐之侠骨柔情及朱贞木之诡异布局,另辟浪漫武侠新天地,始能投时尚之所好。於是先有二三子尝试成功,继则群相跟进,乃逐渐形成「超技击侠情派」新潮流,主导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势。
其三,出版商鼓励。在六十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特指租书店)需求,纷纷以重金徵求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春秋」、「大美」、「海光」、「四维」、「明祥」、「清华」等出版社,均各培养了一批专属武侠作家。加以彼时台湾谋生不易,而一书成名即可月进斗金;故求名求利者趋之若鹜,遂造成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
持平而论,「超技击侠情派」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尚能与古龙领军的「新派」分庭抗礼;但自上官鼎、司马翎、伴霞楼主、独抱楼主等名家相继封笔以後,「超技击侠情派」乃趋式微。从七十年代起以迄八十年代止,几全为「新派」之天下。此後,古龙因病不能创作[多请人代笔],而香港一代武侠大家金庸的作品适时「开禁」引进台湾,改25开大本发行;於焉台湾武侠创作益形萧条,一蹶不振。即令晚近又有「超新派」或「现代派」新秀出现,亦难挽狂澜於既倒。
特别是进入民国後,武侠小说名家辈出,大放异彩!他们针对当时动汤不安的政局以及社会人心苦闷、渴望能看到侠客「替天行道」济世救民的迫切需求,遂纷纷挥舞生花妙笔,驰骋想像;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图」。他们或表彰侠烈至性,或刻划家恨国仇,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其间更穿插以虚实相生的武功、缠绵悱恻的爱情、曲折离奇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义行....总之,腕底风云,各具特色;其事虽非现实社会中所必有,亦可供人驰情入幻,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从而将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迨及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国府迁台,海峡两岸当局却不约而同地禁绝一切所谓「旧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初期秉持「反攻复国」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武侠小说创作一度中辍,但不久又全面复苏,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创作热潮;呈现出百花齐放,更为繁荣昌盛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在台湾武侠创作全盛期(1960——1970),约有近三百名作者「以此为生」,其市场供需量弥足惊人。惟自1980年以後,名家次第封笔,或相继物故;而社会客观环境又产生极大的变化,难以培养,造就新一代的武侠作家。再加上坊间不肖书商大量出版冒名伪作,企图鱼目混珠,乃使武侠小说这一「时代的宠儿」日趋没落,殊可令人惋惜。
本文拟就四十年来台湾武侠小说之兴衰,作一个全面性的回顾与检讨。以下兹依其小说类目之形成、文学上之传承、各流派之特色及其发展概况,分别析论於次。
一、「武侠」小说类目之形成与「旧派」之先驱
(1915—1949)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藉武勇以主持正义的侠客而言。其行为准则大抵如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但有趣的是,「武侠」一词之出现及其形成中国通俗小说一大类目,却为时甚晚。自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於《五蠹篇》首揭「侠以武犯禁」之说以迄满清中叶,前後两千年之中国,尽管各种典藉著述汗牛充栋,侠影幢幢,却罕见「武侠」一词。由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史料来看,「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名词,殆为日人所衍创,而辗转由清末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日本何时使用「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後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东瀛,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1900年)、《武侠之日本》(1902年)、《东瀛武侠团》(1907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1912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指出:「《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馀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华人所办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二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觞。越一年,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深受押川春浪小说启发,殆无可置疑。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凡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时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技击」、「武事」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1915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作品《傅眉史》,一次刊完。
此後,以「武侠」为书名者即屡见不鲜,如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武侠丛谈》(1916年)、姜侠魂编撰《武侠大观》(1918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1918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1919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1921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1922年)等等,不一而足。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甚嚣尘上。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乃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1920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等钜著,虽均未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其「用武行侠」旨趣之明确,而视为武侠杰作。嗣後,晚出的同类作品封面及扉页,或迳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大多数;於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认可的小说类目,巍然屹立於通俗文学之林,与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鼎足而三,且有一枝独秀之势。
诚然,武侠小说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近百年来民间最有势力与魅力的大众读物,是跟它自身特异而富变化的文学内涵、社会消闲性需求及三代名手翻空出奇的卓绝表现分不开的。从清光绪五年(1879年)《三侠五义》问世後,被经学大师俞樾叹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发表《江湖奇侠传》,是为一变;此时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飞剑、法术一齐出笼,更首开武侠门户之争。继而1930年代「北派五大家」先後崛起於华北文坛,分别以元气淋漓的系列代表作,建立不同的流派风格,各具特色:
(一)「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以《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为创作核心,衍生出数十部揉合神话、志怪、剑仙、武侠的奇幻作品;熔儒、释、道三家思想精义为一炉,而予以高度哲理化,艺术化之发挥。其玄思妙想,包罗万象,洵开中国小说界千古未有之奇观!对後世武侠作家影响之大,迄今无人能及。
(二)「社会反讽派」——白羽(本名宫竹心),以《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血涤寒光剑》三部曲鸣世。文笔隽永,亦庄亦谐,写尽人情冷暖,反讽社会现实,具有批判精神;并开创「武打综艺」新风,首张「武林」之目,为一代武侠正宗。
(三)「帮会技击派」——郑证因(本名郑汝霈),以《鹰爪王》系列作品成名。文笔雄浑,谙晓江湖门道,帮会组织戒律及长短兵器、技击功法;凡此均有「七实三虚」的细腻描述,从而丰富、发展了武侠小说的题材内容。
(四)「悲剧侠情派」——王度庐(本名王葆祥),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曲取胜。其写情缠绵悱恻,回肠汤气;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文笔婉约细致,能掌握住江湖儿女内心的挣扎、人性的冲突以及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谱成「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极尽凄婉之神。从此「剑胆情心,侠骨柔情」乃逐渐取得武侠小说的灵魂地位,主导整个武侠创作发展趋向,并成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环。
(五)「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本名朱桢元),以《七杀碑》、《虎啸龙吟》、《蛮窟风云》、《罗刹夫人》等奇情作品驰名。其小说布局诡异,以推理见长;善於附会史事及描写边疆异俗。文笔佳妙而饶奇气,惟过於滥情。其所创「一床数好」及「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恋爱模式,导致1950年代以降台、港武侠作家群起效尤,历久不衰。
上述「北派五大家」小说所呈现出的不同流派风格,堪称是鱼龙曼衍,各极其致,是为近代武侠小说发展史上之二变。惟1949年中共统治大陆後,却将所谓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一概打入「封建毒草」之列,禁止创作与出版。然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北派五大家」的残馀影响力却在台湾造就了无数的私淑弟子;他们以前辈名著为师法对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而产生了划时代的「第三变」——即大量推出兼具「北派五大家」之长却完全脱离现实人生的中国传奇式「成人童话」故事。在那浪漫而虚幻的武侠世界中,他们逐渐由传统向「西化」挺进;终於迷失了武侠,也迷失了自己!
二、台湾武侠小说勃兴及其发展概况
(1952—1980)
1950年代初期,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发展是相当曲折的。先是国府以《戒严法》的名义将一切「有碍民心士气」的黑、黄小说悉数查禁,其实目标仍针对所谓「附匪文人」的作品——旧派武侠小说自难逃此劫;继则於1959年底又以「暴雨专案」全面取缔包括大陆、香港所出版在台翻版的新、旧武侠小说。其所造成的後遗症大约有三:
一、斩断武侠小说传统脐带,致使六十年代以降有志於武侠创作的文艺青年无法全面继承前人「遗产」;只能自行摸索或仅靠有限几部老书为范本参考。故在众多武侠作者中,名家虽颇不乏人,但庸劣之作更为充斥,造成若干不良影响。
二、基於政治禁忌,大多数武侠作者皆避免以历史兴亡为创作背景;甚至为求省事,乾脆将时代背景全部抛开,而相偕进入一个「不知今夕为何夕」的迷离幻境。於是在此浪漫的「成人童话」世界□,老辈专写江湖恩怨、纷争、情仇,并以寻宝(包含武学秘笈)与图谋武林霸业为两大剧作主题。
三、由於以上的偏枯发展,致令台湾武侠小说大半陈陈相因,难以突破创新;即或偶有佳作妙构,亦可遇不可求。其中唯一的例外是古龙(本名熊耀华),但他的「新派」作品在独领十年风骚後,却促使武侠小说陷入一个「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绝境。至於晚近出现的「超新派」或「现代派」武侠小说则不知所云,更毋论矣。
但尽管如此,台湾早期武侠名家辈出,作品产生甚富,则为一项既存的事实。对於这一「社会现象」,值得分析研究。
据了解,台湾武侠创作的开拓人、先行者是郎红浣(本名郎铁青);从1952年起,他在大华晚报陆续连载《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瀛海恩仇记》、《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六部曲,写三代英雄儿女悲欢离合故事,颇得王度庐「悲剧侠情派」小说之神髓;而其开场笔法之新,实非两年後在香港标榜「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的梁羽生所能想像。但在1955年以前,台湾武侠作家仅有郎氏一人独撑大局,坊间仍多「旧派」武侠小说流传(属非法租售);此後,卧龙生(本名牛鹤亭)的《风尘侠隐》、《惊虹一剑震江湖》,司马翎(本名吴思明,别署吴楼居士)的《关洛风云录》、《剑气千幻录》,伴霞楼主(本名童昌哲)的《万里飞虹》、《八荒英雄传》及诸葛青云的《紫电青霜》等名著,风起云涌,分别「享誉武林」,而带动了1960年代以後的武侠创作大势。
总括来说,从1960年至1970年为台湾武侠小说创作的全盛期,作者多达三百多人。以小说内容特色而言,大致可分为四派(间有出入):
(一)「超技击侠情派」——融合过去「北派五大家」心法,一炉共冶,转形易胎而作,特强调奇功秘艺与玄妙招式。代表者除上举四名家外,另有独抱楼主、上官鼎、慕容美、孙玉□、蛊上九、东方英、云中岳、萧逸、萧瑟、高庸、易容、唐煌、武林樵子、司马紫烟、宇文瑶玑、剑虹、忆文、范瑶、晓风、曹若冰、秋梦痕、玉翎燕等,极一时之盛。
(二)「奇幻仙侠派」——以模仿还珠楼主之飞仙剑侠为主,代表者有海上击筑生、醉仙楼主、天风楼主、东方骊珠、东方玉、南湘野叟、墨馀生、丁剑霞、向梦葵、徐梦还等。
(三)「鬼派」——书名内容非鬼即魔,且嗜血嗜杀,代表者有陈青云、田歌等。台湾武侠小说之「滥恶」者流,概属此类。
(四)「新派」——采用现代文艺笔法技巧及新思想观念创作,代表者有陆鱼、古龙、古如风、秦红等。惟自1960年代中期古龙脱颖而出,旋以《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萧十一郎》、《多情剑客无情剑》等书掀起「新派」武侠狂涛巨浪以後,前述三派即逐渐向「新派」靠拢;多数名家迫於市场压力,乃纷纷改弦易辙,以致文风丕变!
此外,以模仿郑证因而以「江湖味」取胜者有柳残阳,以模仿郎红浣而以「京味」见长者有独孤红,亦为此一时期崭露头角的武侠作家。至於成铁吾的历史武侠小说(如《年羹尧新传》)及龙井天的纯技击武侠小说(如《九州异人传》),则如昙花一现,不知所终。
质言之,「超技击侠情派」作品在台湾早期之所以会一枝独秀,主要是由於三个因素:
其一,社会需求。国府迁台後,人心苦闷;惟限於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别无其他大众化娱乐可供消遣,人们乃普遍以租看武侠小说作为精神寄托。但因「旧派」各大家均以「陷匪」,□读其书日益困难,社会大众逐转而渴望看到新作家的新作品以资替代」——若能兼具「旧派」各家之长,当可满足不同品味的读者需求。於是「超技击侠情派」小说乃在此一社会背景下诞生,云蒸霞蔚,大放异彩!
其二,创作取向。早期台湾知名武侠作家绝大多数均为大陆来台人士;彼等自幼即接触「北派五大家」小说,薰染既久,乃思自行创作。惟因前辈名家风格迥异,互有长短;亦步亦趋,势所不能。故只有博采还珠楼主之奇妙素材、白羽之武打综艺、郑证因之帮会技击、王度庐之侠骨柔情及朱贞木之诡异布局,另辟浪漫武侠新天地,始能投时尚之所好。於是先有二三子尝试成功,继则群相跟进,乃逐渐形成「超技击侠情派」新潮流,主导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武侠小说的发展趋势。
其三,出版商鼓励。在六十年代初,台湾武侠出版商为因应市场(特指租书店)需求,纷纷以重金徵求新人新稿;如「真善美」、「春秋」、「大美」、「海光」、「四维」、「明祥」、「清华」等出版社,均各培养了一批专属武侠作家。加以彼时台湾谋生不易,而一书成名即可月进斗金;故求名求利者趋之若鹜,遂造成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繁荣局面。
持平而论,「超技击侠情派」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尚能与古龙领军的「新派」分庭抗礼;但自上官鼎、司马翎、伴霞楼主、独抱楼主等名家相继封笔以後,「超技击侠情派」乃趋式微。从七十年代起以迄八十年代止,几全为「新派」之天下。此後,古龙因病不能创作[多请人代笔],而香港一代武侠大家金庸的作品适时「开禁」引进台湾,改25开大本发行;於焉台湾武侠创作益形萧条,一蹶不振。即令晚近又有「超新派」或「现代派」新秀出现,亦难挽狂澜於既倒。
签名:童年往事已成空,现今人事不想想.孤独一人独饮酒,醉意忧愁任他来.
UID 1989


